人们一般将出现文字以前的人类历史称为史前史。此阶段也就相当于考古学家所称的石器时代。它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从时间上说，旧石器时代是指人类出现到距今约1万年以前，而新石器时代则从距今1万年左右开始，至距今4000年左右结束。我们所要讨论的史包装，也正是这一时期人类为满足生产、生活所使用的具有一定包装功能的器物，即我们所称的史前原始包装品。当然，史前时期的包装品，严格来说，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包装。但如果我们从整个包装的发展历史演变过程来看，这一时期的某些行为方式，可以看作是一种包装意识的萌发。如利用葫芦来盛水或收藏种子、食物等；又或利用稻草、芦苇、树皮、藤等编织成绳子、篮子、筐子、箱子等来满足生活的需要。随着时间的演变，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发明了陶器。陶器的发明，可以说是设计艺术发展的第一次飞跃，也正是因为这一次飞跃使得人们制作包装的材料从天然进入到了利用人工材料的新时代。可以说，史前包装作为包装意识的萌发，在整个包装的发展演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包装结构造型的基本样式及装潢的内容等都影响着后续几千年间包装的发展。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表明；我国从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朝开始，就已经进入奴隶社会。继夏之后，这个社会又经历了商和西周两个王朝，直到春秋战国之交才转入封建社会，延续了1600余年。奴隶制的兴起，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劳动效率也进一步提高，社会剩余产品亦逐渐增多。不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一基础之上，包装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此时期的包装品，除传承了史前时期流行的编织、缝织、木制和陶制等各种材质制作的包装品外，还发展了漆制包装，并创造性地发明了青铜包装容器。从包装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夏商西周时期的包装制作是从兼具生活用具功用的模糊阶段逐渐向专门化包装阶段的过渡时期，是包装实践活动从无意识状态向有意识、自觉的包装行为转变的关键时期。与史前包装相比，夏商西周的包装形式已不再是简单的模仿自然界，而是根据生活和礼制的需要，从自然形态逐渐发展到人工形态，能制作各种人工形态的日用器皿和包装容器。奴隶制社会下的夏商西周以发达的青铜包装容器制作为标志，它不仅是我国古代设计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而且成为中国古代包装技术积累的时期，后世的许多成型加工工艺均源于这一时期。

春秋战国，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洛阳）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550余年，包括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两个重要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社会剧变的时期。就政治格局而言，是诸侯林立、大国争霸的政治多元化时代；就社会形态而言，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就经济文化发展而言，是“工商食官”“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自由开放时代。各个政权为了图强争霸，在大肆增强军事力量的同时，注重地方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并竭力开拓对外交往和联系。这种有别于前代的格局，给包装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包装生产专业化组织得到进一步的完善，陶质包装、原始瓷质包装、青铜材质包装以及漆制包装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青铜材质包装的人性回归以及漆制包装的广泛使用，使得这一时期的包装艺术进入了大发展的辉煌时代，造就了华夏民族璀璨的包装艺术。

大一统的秦汉时期，其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与商业经济紧密相关的手工业生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遍重视。基于这一环境，包装生产与制作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先秦以来传统范畴意义下的包装得以继续延续和发展，而且商品包装也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强化。此外，由于秦汉时期与周边少数民族联系加强，因而出现了代表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包装品，致使这一历史时期的包装呈现出大融合、多样性的特点。

论及魏晋南北朝，分裂、混乱虽然是主旋律，但不可掩盖的事实是，在这乱世之音的背后，政治的多元化、民族的大融合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等推动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交织作用，使这一时期的包装呈现出明显的双重特性，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的包装与流通市场的商品经济下的包装同时共存又互为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断分裂与兼并为隋唐统一提供了机遇，同时这一时期的包装形式与特色也深深地影响着隋唐包装，源和流的关系并没有因为纷争与分裂的存在而割裂；各民族甚至各国因为交流和交易，不断地推动文化的融合与逐步认同，不仅丰富和繁荣了中华民族文化，同时为包装带来了发展的新契机与发展的动力，最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族间的斗争与交融为新的包装形式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是佛教及外来艺术的影响为包装艺术带来了新的元素。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包装物的设计思想、设计形式和设计审美，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特定的政治、经济、科技与思想文化等的制约与影响，当然，丰富而极具特色的包装要素，又深深地影响着隋唐及以后各朝各代的包装发展，甚至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包装发展深深地烙上了浓郁的中国元素。

隋唐五代时期，设计艺术完成了第三次飞跃，而对包装艺术而言，一方面彰显了包装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它汲取了域外民族造物设计的精华，将传统包装推向了又一高峰，奠定了隋唐五代包装艺术在传统包装设计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包装艺术从此出现了明确的分野。宫廷包装，民间包装及宗教包装的艺术被赋予各自的用材和装饰特征。不仅丰富了包装艺术种类，更重要的是将包装品作为人们生活中身份和地位的一种象征性的物质化社会符号。中国设计艺术的发展历程紧紧依附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甚至可以说社会历史发展形态的框架决定了设计艺术思想发展的程式，同时，思想理念又规定了相应的物质（器物）表现形态。

宋朝作为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建社会的继续发展时期，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是令人瞩目的。经济的长足发展推动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市镇的大量兴起和原有古老城市的扩张，进而带动了两宋包装的大量出现并朝多样化发展；全民生活水平的富庶，推动了两宋的精神需求，使两宋的包装设计的艺术性达到一个新高度；科技的创新与进步，使包装材料和包装技术的运用得到扩展与完善；航海技术的领先水平，海外贸易的频繁，带来中外包装的交流与发展，促进了中外包装艺术的双向交流。总之，两宋时期的包装设计艺术在经济文化和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以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呼伦贝尔草原为中心的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907-1125年）；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进而统治中国北部广大地区的女真族所建立的金国（1115-1234年），以及以宁夏和陕甘边界为中心的党项族所建立的西夏国（980-1226年）。由于这些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在其立国前和立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以游牧经济为主，商品经济较为落后。因此，在这种经济结构之下，与商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包装在设计的宗旨、风格等方面无不折射出当时的经济结构和政治进程，体现出以实用为基调，以保护物品为目的，以展现自身民族文化内涵为主，同时不断吸取中原汉族和周边民族文化，从而形成一种多种文化融合的风貌。具体而言，在包装的选材和制作上，多是就地取材，并对材料进行简单加工，以基本符合包装用品便于搬运产品的功能属性；在艺术风格上，由于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加之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多元碰撞，使其包装的造型与装饰，呈现出强烈的地域性和文化的本土性。

由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尽管享国不足百年，但从其崛起之日，到被明朝灭亡，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了军事征服这个世人共知的事实外，元朝在民族、文化领域，尤其是在造物文明中，实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因为空前的民族大融合，使不同民族、特色各异的造物洪流汇聚在一起，相互碰撞、扬弃之后，激发成为极具活力的新的造物行为，体现出传统的、民族的、融合的、创造性的造物活动。作为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包装，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呈现着上述变化。

从总体上说，尽管元朝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主要以掠夺人口财富为主，实行的是“羁縻”，很多地方是间接统治，中央政府并没有派官员去那些地方直接管理，只是地方首领向朝廷表示效忠而已，但这些地方对元代的物质文化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反映在包装艺术上，因掠获物品和大量工匠的人元，以及外来民族人口在适应中土过程中对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依赖性，使外来艺术被撷纳，中士艺术在调适中被再造，最终形成新的面貌和格局，因此，这一时期包装的造型与装潢继唐代以后，成为受域外影响最为巨大的时期，两宋以来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被打破，包装艺术所承载的审美价值取向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为明清时期包装艺术的最后定型注入了活力，提供了基础。

明清两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两个统一的多民族王朝，由于专制统治制度固化、民族融合基本完成、思想文化定型和经验技术的长期积累，使其“坐集千古之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封建社会集大成时期，包装设计领域也概莫能外。

明清时期包装的生产制作在前代业已存在民间包装和宫廷包装两大体系的基础上，区分更加明显，两大体系各自发展的规模更大，特色更加鲜明。民间包装在致力于实用、经济的前提下，也注重形式上的审美，以反映大众的审美价值取向，因此，化腐朽为神奇，巧夺天工的创造时有出现，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风格质朴健康；宫廷包装制品，因物质条件、生产条件优越，使设计、生产、制作精益求精，工匠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能工巧匠以精湛的技术迎合和满足这一腐朽时代统治者的物质追求和精神需求。